蒋介石的一生极为自负，他觉得自己在政治和军事方面都极具才能，于是常常表现得刚愎自用，根本听不进他人的意见。

　　人们常说，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就会明智，只听信一方之言就会昏聩，而完全拒绝听取意见就会走向灭亡，蒋介石一生的历程便是对这一道理的极佳例证。

　　然而在蒋介石的早年时期，尽管他非常轻视许多谋士的建议，不愿予以采纳，但唯有对杨永泰却是言听计从。杨永泰作为蒋介石的心腹智囊，还曾一度被蒋介石赞为“当代卧龙”。

　　只不过这所谓的“卧龙”，根本不能跟三国时期的诸葛孔明同日而语，其品性极具危险性，当时的人更多地将其称作“民国第一毒士”、“毒诸葛”。

　　杨永泰有着“毒诸葛”的名号，这绝非毫无根据。倘若他不是过早离世，中国的革命事业恐怕会面临极为严峻的局面。

　　1934年，杨永泰提出了“三分军事，七分政治”这一阴险毒计，受此影响，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遭遇失败，中央领导机关与红军主力只能被迫撤离根据地进行突围转移，从而踏上长征之旅。

　　蒋介石欲探明红军长征的行军路线，于是专门召集麾下谋士一同商议。众人各抒己见，议论纷纷之际，杨永泰判定红军会由金沙江进入四川。

　　蒋介石得知此事后极为不屑，只因这条线路恰恰是八十余年前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所走过的绝路。

　　蒋介石欲维持独裁反动的统治，其身旁豢养了诸多谋士，在这些谋士里，杨永泰是蒋介石最为信赖之人。

　　从杨永泰的发迹历程来看，他曾在多个势力间辗转。之后，经蒋介石极为倚重的黄郛举荐，他才获得蒋介石的重用。

　　杨永泰政治上目光狭隘，一直坚信蒋介石终将成为最后的赢家，于是，在协助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以及围剿红军之事上颇为尽心尽力。

　　在对红军的一次次围剿行动中，蒋介石变得越发暴躁起来，他甚至屡屡呵斥手下的谋士太过无能，不能替自己化解忧愁、解决难题。

　　在蒋介石筹备第五次反围剿之际，杨永泰瞅准时机献上了，其主张概括起来仅有12个字：

　　在对付方面，采取政治围剿的策略，其中军事手段占三分，而政治手段占七分。

　　杨永泰提出这一主张的缘由在于，他对蒋介石多次围剿失败的因素进行了剖析，并且清楚红军得以兴起是政治因素发挥了作用。

　　蒋介石看罢之后极为赞同，马上施行杨永泰的计策，对红军采用新的围剿方案，在随后短短一年的时光里，这一恶计产生了极大的效果，红军被逼无奈只能进行长征。

　　随着围剿不断取得胜利，蒋介石愈发对杨永泰言听计从，杨永泰一下子就成了蒋介石身边的红人，在江湖上还被人送了个“帐前军师”的外号。

　　1934年末，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踏上长征之路后进入西南地区，蒋介石派遣大批军队在后面紧紧跟随，企图把红军的主力部队一举全歼。

　　红军的行军路线变幻无常，加之蒋介石极为忌惮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才华，所以在短时间内根本难以推断出红军入川的路线。

　　杨永泰向蒋介石提议，红军最有可能的行军路线是从金沙江进入四川，再从大渡河渡河。

　　蒋介石听闻之后满是不屑，他对毛主席的才能甚是钦佩，觉得红军无论如何都不会踏上石达开全军覆没的绝路。

　　追溯到1856年，太平天国内部发生纷争，东王杨秀清、北王韦昌辉先后被杀之后，翼王石达开亦遭到天王洪秀全的猜疑。

　　石达开满怀愤懑，率领二十万太平军离开，企图在四川形成割据之势。然而，太平军士气消沉，长时间的奔波劳累致使士兵丧失了斗志，在清军的追击围剿下损失极为惨重。

　　1863年，石达开带领仅存的四万大军强渡金沙江后向四川进发，然而大渡河地势险峻，短时间内根本无法迅速渡河。

　　石达开拿出重金贿赂一族土司王应元，王应元应允助其渡河。然而，王应元却摇摆不定、反复无常，很快就把石达开将要渡河的消息告知了四川总督骆秉章。

　　当骆秉章正在调兵集合之际，王应元悄悄地把周边的村民和船只都转移走了。等石达开发觉的时候，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，太平军完全陷入了清军的包围圈，最终全军覆灭，石达开也遭受了凌迟之刑。

　　有了这样一个前车之辙，蒋介石当然觉得红军绝不会选取这条绝路，于是完全没有看重杨永泰的推断。

　　后来蒋介石因未采纳杨永泰的建议而深感懊悔，毕竟红军恰恰走的就是这条被视为绝境的路，并且还把它走成了生路，红军主力成功渡过大渡河之后，便脱离了险境。

　　一直到这个时候蒋介石才发觉，毛主席绝非石达开，红军也全然不是太平军，石达开未能渡过的大渡河，又怎会阻拦得了有着钢铁般意志的红军呢？

　　蒋介石的刚愎自用必然致使他在日后走向失败。而在此事过后，蒋介石愈发赏识杨永泰，觉得终有一日在杨永泰的筹划下自己能够取得胜利。

　　只是他未曾料到，两年之后，杨永泰就在内部的派系争斗里遭人刺杀，他只能对天长叹……